迈克尔戴维森，中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研究员       
天津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的与会国对于如何取得进展仍有分歧。最初几天闭门会议笼罩在普遍低落的气氛中，因为今年十一月在坎昆达成一系列均衡各方利益决策的希望将会由于系统的不堪重负而落空。因此，现在需要以退为进，更要理解行动和进展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不是气候变化问题所独有的。
 
为确保面面俱到并且平衡主体和少数群体各方的利益， 美国的立法程序背负着过去200年积累下来的繁重包袱。这些包括掣肘总统权力的分权制度以及缓解民粹主义对政策制定的压力。尽管这些规则有时会形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很多人都不愿意质疑其效果或实用性，因为那是美国政治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此外，正如世人所见，美国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试图在参议院通过气候和能源的立法，这拖沓的过程证明这种立法制度已算失败。一小撮有影响力的政客滥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来延长辩论和阻止投票以阻碍立法进程。对此《纽约客》杂志的乔治·派克有详细的阐述。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自由派智囊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也对这些规则进行了很好的概述。例如，一个少数派议员只需花点功夫，延缓联邦法官无争议提名进程，就能令美国政府束手无策。
 
曾呼吁修改规则的参议员已偃旗息鼓，当今面临的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不过，明年一月下一轮议院会议召开时，修改规则这个话题还是有可能被提上议程。成功的话，可能对气候全面立法的前景有直接影响。
 
奥巴马总统最近重申， 年他将继续致力于气候问题的工作。从长远考虑， 不管是为了激励本国还是为了给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这都是很有必要的。为保证卓有成效的进展，奥巴马也在寻求别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控制固定污染源和汽车的排放量，建立家电能效标准和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制定一系列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条款。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7％的减排承诺，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行政手段得以实现。2011财政年度预算还拨出了大大超过往年数额的资金用于解决气候问题。
 
为了确保在坎昆成功制定一些现实的和前瞻性的目标，天津会议需要产生一个可行的草案；更重要的是，再次提醒大家，行动胜于语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机构， 正如美国国会，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光以讨论为目的而不积极作为的机构。毕竟行动的最后期限正在逐步靠近。中国负责气候变化的高级官员解振华在天津称赞中国NGO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中国高级官员极少公开称赞NGO。         解振华是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气候谈判和节能减排的最高级别官员。10月8日下午，这位中国发改委副主任与部分NGO见面，畅谈两个小时。他希望经常和中国NGO交换意见，欢迎NGO监督政府工作。
       包括“中外对话”、阿拉善SEE协会、山水、自然之友、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在内的60多家中国NGO参加了这次气候谈判天津会议，并史无前例地组织了20多场边会。中国NGO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共同亮相，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第一家环境NGO“自然之友”于1994年成立，但当时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2000年之后，NGO大量涌现，其中最活跃的领域是环境、公共健康和扶贫。中国政府对NGO的发展充满矛盾，明知 所代表的“公众参与”是大势所趋， 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领域的社会矛盾，但又心怀疑虑。因此中国NGO发展并不顺利，例如注册困难，很多 只能注册为公司。
       解振华原是中国环保总局局长，在他任职期间，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大力支持环境 参与公共事务。解振华任职发改委副主任并主管气候变化事务后，中国 在气候变化领域与政府的沟通日益通畅。中国高级谈判代表李高9月在北京说，2008年一次谈判后，发改委气候司组织了和NGO的通气会，给NGO通报情况。中国政府部门主动与 沟通，这在其他领域是极为罕见的。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有几种原因：一，解振华在环保总局工作期间，与NGO有良好的合作，认识到 能对环境治理起到重要作用；二，环境NGO的活动不涉及政治，而且都有与政府合作的强烈愿望；三，解振华及发改委气候司的人有国际视野，了解国外NGO的发展与作用，并不像一般的中国官员一样认为NGO另有政治目的。
       解振华在10月8日的会见中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他到美国去访问,和100多个美国NGO进行了对话，效果非常好。 他说，最近这些年,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NGO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NGO能成为社会、百姓、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